周代国人是指哪些人他们拥有哪些政治权

在周厉王时期的大量青铜器及其铭文中，有一些器铭被学界公认为是由周厉王本人所作，比如豁钟(宗周钟)和豁篡。通过查看研究这些器铭的记述，我们可以对周厉王有更为客观全面的认识。

陈梦家、唐兰等诸位先生将以上二器定为厉王时器，认为“豁”就是指厉王胡。唐兰先生指出:“宗周钟是周厉王所做的，前面自称为王，后面说‘豁(胡)其万年’就是自称其名，是很好的例子。”从以上厉王自己的话语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周厉王是一位有理想，有抱负的王，他很想继承先王遗志，励精图治，有所作为，以期能够像先王一样创造丰功伟绩。

周厉王虽然有理想，有抱负，但他所处的时代己经是西周晚期，当时，西周社会积弊日重，一系列的内忧外患使得周厉王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他虽然有很大的志向和魄力，却无法得到正常的施展和发挥。

在周厉王面临的众多棘手难题中，有两个是最大最急迫的：一个是外族入侵问题，另一个是王室财政危机问题。这两大问题互相关联，互为表里，给周王室的稳固统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。一方面，西周晚期常年和外族发生战争，这耗费了王室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；另一方面，王室面临日益严峻的财政危机，这又严重影响了周王朝在与外族斗争过程中的实力及战争结果。

最后，外族入侵与包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，而王室财政危机也日益加深加重。两个最大最急迫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，反而变得日趋恶化，可以想象，其它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定然是越来越突出了。

清华简《良夫毙》篇对周厉王推行“专利”举措时的社会情势作了一些简单描述。该篇整理者赵平安先生指出，“寇戎，谓来犯之戎。”厥辟，“意为其主，这里指周厉王。”从上文记载可知，在周厉王推行“专利”举措前后，戎狄入侵的势头非常迅猛，作为王朝中央的周王室处境非常危急；同时，周王室人心散乱，缺少凝聚力，社会上局势极不安宁，然而贵族们却依旧竞相追逐私利，而置王室安危和百姓困苦于不顾。

面对这样的社会情势，周厉王积极地寻求改变现状和解救现实危机的方案，随后，解决王室财政危机问题便被周厉王看作当务之急的大事。于是，厉王利用手中的特权，任用“好专利”的荣夷公，实行“专利”政策，强行独占了王豢及其附近地区的山林川泽之利。毫无疑问，“专利”措施会给王室带来巨大的财富，该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王室财政危机，有利于厉王时期部分社会矛盾的解决，也可以部分减缓王室衰微的趋势。

厉王的想法是美好的，也并非不合时宜，但是厉王施展自己理念的手段却实在让人不敢恭维。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权威和力量，同时，又过于轻视了“国人”阶层的力量；他没有采取一些曲折巧妙的方式去和“国人”迁回争夺利益，而是直截了当地采取强权压制的笨拙手段，欲使人们毫无条件地接受他的新政策和措施，最终招致了惨痛的失败。

“专利”政策激起了众怒，“国人”纷纷谤王，厉王不听召公、丙良夫等贤臣的劝谏，利用强权压制人们的不满，他派卫巫“监诽”，而具体执行镇压措施的“卫巫”等人，在实际过程中又扩大了打击面，且执行不当，这在《皇蕴》铭文中有所体现。强行的压制措施使得“国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”，周厉王很得意，他自夸说:“吾能饵谤也”。

但是，既得利益者及其群体是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，表面上他们由反对而变得“沉默”了，但实际上他们是在积极地策划和集合反叛的力量。经过长期的精心准备，叛乱者积蓄了强大的反叛力量，终于在三年后，“乃相与叛，袭厉王。厉王出奔鼠，川奎土决般的“国人暴动”大叛乱运动就此彻底爆发了。

这场叛乱的形势异常迅猛，反叛者给周王室来了一个措手不及的沉重打击，厉王仓皇逃跑到荒远的鼠地，直至死在了那里。一心要励精图治的周厉王在执行“专利”措施时显得是那样的不可一世，而等到叛乱发生后，却落了个如此狼狈的悲哀下场，就此而论，我们不得不说周厉王是一个志大才疏的悲剧性历史人物。

“国人”是出现于我国周代的一特殊社会阶层。他与“野人”相对而言，既是一地域概念，又是一政治概念，他们是指居于国(城)中的拥有国家权力的人。既非上层贵族，又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奴隶或者农奴，而是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社会阶层。田昌五先生将其抽象地定义为“古代的公民”。童书业先生则将其界定为国都中的士农工商之人。“国人”与宗族关系密切，“他们是统治宗族的成员，包含了不同的层次，既有贵族，也有平民，有贫富之分，有高低之别；

以职业构成来说，以农业人口为主体，其中的平民主要是农业人口，所谓的‘士’就是以农耕为主的战士。国人作为一个集团也处于变动之中，从空间上看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人口繁衍，他们由居于国中的同时，也向国郊扩展，因而在文献上又被称为郊人；从构成上看，最初的国人应是国君的同族，或姻族或亲族。但因各种原因，在发展过程中，非姻族、亲族的异性宗族之上层也加入统治集团，也构成了国人的一部分。但国人是统治宗族成员，是国家的公民的性质则始终未改变。”

国人随宗族的产生而产生，春秋时期，是国人力量和影响最强盛的时期；到了战国时期，地域建制日益打破旧的宗族血缘关系，国人阶层逐渐消失。晃福林师精辟地指出:“西周春秋时期，所谓的‘国人’，皆为宗族血缘之人。正如前述，周代“国人”是当时社会上一特殊的社会阶层，尤其在西周、春秋时期，他们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乃至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拥有相当广泛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影响力，实为一强大的社会实力集团。

国人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，在参政议政、君主废立、贵族派系斗争等方面都拥有广泛的权力和深厚的社会影响力。这里的“万民”当即国人，可见国家在有危难、迁徙、册立新君时都要征询国人的意见，即取得国人的同意。

首先，国人有参政议政的权力。在秦晋韩原之战中，晋国大败，晋惠公被俘，一时国中无主，国力大损。秦国欲归还晋惠公，而要求晋送太子到秦作为人质，以期控制晋国。晋国采取的对策是:先由晋惠公向国人谢罪，然后，“作爱田”以取悦国人。这样，才逐渐取得了国人的谅解与信任，“众悦，晋于是乎作州兵”。在此危急存亡的关头，晋国的士大夫们未敢独断专行，而是集国人于朝，共商接纳晋惠公、“作爱田”、“作州兵”等“国是”，可见国人在参政议政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。与此事相似的事件还有一例。

卫侯(灵公)征求大夫意见而未得到满意的答复，后又“朝国人”而询国危，这才作出“叛晋”的重大决定。可见国人在危急时刻所起的作用和社会影响力是相当大的，他们拥有相当强大的政治实力。

国人在参政议政方面甚至有“质询权”，对国君和执政大臣可以直言不讳地进行评论和批评。例如，在宋、楚汉之战中，由于宋襄公指挥不当，致使宋国大败。战后，“国人皆咎公”，公然对国君进行批评，这在后世地主封建制时代是不敢设想的。又如，秦穆公死后，曾以子车氏的三个儿子进行殉葬，“国人哀之，为之赋《黄鸟》。”国人以此表达了对于子车氏及其三个儿子的同情和哀悼之意，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公室暴虐行为的批评与讽刺。

其次，在一定情况下，国君的废立也由国人决定。晋楚城淮之战前，“卫侯欲与楚，国人不欲，故出其君以说(悦)于晋，卫侯出居于襄牛”。后来，卫成公遵从了国人的意愿，在晋国的支持下准备返回卫国，但国人还是要求他订立了一个盟约，“国人闻此盟也，而后不贰”。卫成公先是违背国人意愿而被逐出(废黝)，后又因遵从了国人意愿而重新被立。于此，可见国人在特定情况下，对国君废立所拥有的权力之大。

春秋中期，“哪太子朱儒向安于夫钟，国人勿拘。十二年春，哪伯卒，廊人立君。太子以夫钟与邱郑来奔。”太子因与国人不和而不能即位，甚至还逃到了鲁国，可见国人的势力很大。营国君主营纪公宠爱次子季佗，欲立其为君，营国太子仆便“因国人以拭纪公”，从而新立太子仆为君。又如，营国的另一位君主“犁比公虐，国人患之……展舆因国人以攻苔子，就之，乃立。”

再举一个众人皆知的例子，以证国人在国君废立方面的权力。西周后期的周厉王实行“专利”政策，侵害了国人的利益，终于引发了国人的“众怒”，国人于是掀起了著名的“国人暴动”，周厉王被逐出宗周，逃亡到鼠，从而导致了长达14年之久的“共和行政”，周厉王最后竟死在了鼠地。

后来，周宣王在国人拥戴下，成为新君。国人通过此次“暴动”，充分行使了他们的权力，且并未受到当时社会的谴责，也并未受到后来当政者的打击报复。可见，“在宗法制之下，国君如为政无道，国人可以废掉他，而后再按宗法制规定另立新君……国人是在行使其自己的权利，是符合其政治传统的正当行为。”

再次，在贵族间派系斗争中，国人力量的向背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。可以说，谁争取到了国人的信任与支持，谁就获得了制胜的主动权。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获取国人力量支持的重要性，贵族斗争中往往竭力争取和拉拢国人力量，就连鲁国的阳虎意欲为乱的时候，也要“盟国人于毫社，诅于五父之衡”。

晃福林师对贵族与国人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。他说:“关于贵族与国人关系的重要性，《诗经·鸡鸡》篇说:‘淑人君子，正是国人。正是国人，胡不万年’，谓善人君子可以领导国人，而正因为他们能够领导国人，所以才会有其万年的福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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